
Henna-Riikka Pennanen, 作者供职于图尔库高等研究院(TIAS),坦佩雷大学坦佩雷和平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于韦斯屈莱大学开放科学中心信息专家。
本文将“中国威胁”作为一种形象进行研究,认为它是通过关于中国的表述在话语上被建构出来的。这种研究路径来源于文化研究。本文分析了三类文本中有关中国的表述:特朗普政府的演讲与著作、“中国威胁”相关文献,以及“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PDC)的立场文件。重点聚焦于特朗普执政期间,以及与其政府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松散网络中的行为者。核心问题是:“中国威胁”形象是如何通过表述建构的?其背后意图何在?
上述文本及相关行为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有意“教育”公众、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对美国乃至全球的威胁。在部分文本中,这一意图是明确表述的;在另一些则较为隐晦,但仍可被识别。本文认为,这种“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影响这些文本受众的威胁感知。这引出了一个相对直接的观点:表述与威胁感知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将“中国威胁”作为一种被表述的内容来研究,可以为政治心理学视角下关于“中国威胁”作为个体或集体感知/误判的研究提供互补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文本来源、分析方法及文化研究视角下形象分析的理论框架,特别关注历史类比(尤其是冷战类比)作为表述工具的作用。随后,分析行为者“教育”美国的意图,以及将“中国威胁”形象推向舆论和政策中心的努力。这一“教育”同样伴随着边缘化中国作为“机遇”形象及其相关“接触”政策的企图。部分行为者不仅使用了冷战历史类比,更试图“重演”冷战相关标志。再后,具体分析“中国威胁”形象是如何通过中国的物质能力、行为、身份和意图等方面的表述被建构出来,并结合主要国际关系理论讨论这些实证发现。结论部分总结主要发现,指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威胁”形象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有所提升。
本文的文本搜集从识别特朗普政府及其外围对“中国威胁”持有明确观点的行为者开始。这些行为者既包括政府内部成员,也包括政府外部、早在特朗普上台前或在其任期内就已在“中国威胁”议题上发声的盟友。文本遴选的首要标准很直接:在所选文本中,中国被表述为威胁。在熟悉这些文本后,发现其有“教育”意图,即“告知或指导特定事务,尤其是提升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意识”。因此,这成为筛选文本的第二个标准:文本中有明确或可识别的“教育”美国读者/听众认识中国威胁的意图。
第一组文本聚焦特朗普政府,主要材料为2020年高级官员发表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由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 Brien)编辑成册,题为《特朗普论中国:美国优先》。发言人包括副总统彭斯、总统特朗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国务卿蓬佩奥和奥布莱恩本人。奥布莱恩在导言中明确表示,演讲目的是“教育公民,认识到中国对他们生计、商业、自由与价值观的威胁”。
第二组为2010年代出版的“中国威胁”类型代表性著作,如皮尔斯伯里的《百年马拉松》(2016),前众议院议长、特朗普支持者纽特·金里奇(与克莱尔·克里斯滕森合著)的《特朗普对决中国》(2019)。这些作品出版初期曾被认为是边缘观点,但在特朗普任期内转向主流。作者们均有“教育”公众的意图,或通过披露、纠正、唤起等方式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第三组为2019年成立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PDC)发布的2020年五份立场文件。该委员会核心成员包括前特朗普顾问班农,以及保守派军情、智库、宗教与人权人士等。委员会自称“完全独立且无党派,致力于教育和告知美国公民及政策制定者中国对美国的生存性威胁”。
本文分析聚焦中国作为“威胁”的表述。学者往往将“中国威胁”描述为“将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主要描绘为消极、令人警惕和具有威胁性的一种基本形象”。文化研究认为,形象是观察和表述的产物,每一步都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观察者本身及其心理“过滤器”,这些过滤器决定了哪些现实片段能进入其认知,并影响观察过程。这些过滤器可能是个人的(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偏好、经验等),也可能是文化和社会的(如集体认同、主流形象等)。
历史类比在本文文本中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让作者论证更具说服力和可理解性;二是帮助界定政策选项。最明显的是,部分作者直接将“冷战”作为当下的威胁范式。CPDC甚至声称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冷战”之中,个别文本还将当前情形与二战做比较。
本文采用了定性内容分析法,分析的核心问题为:中国是如何被表述为威胁的?所有分类均自下而上归纳而来,初步归为四大领域(详见下表),包括世界秩序、军事、经济与贸易、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以及文化与历史等,大类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类。不同文本中子类覆盖面有所不同。第二阶段,将这些类别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威胁理论进行对照,分析“中国威胁”形象的生产逻辑。
皮尔斯伯里等人认为,美国公众、知识分子和决策者对“中国挑战”几乎一无所知,甚至缺乏应对意愿。这种无知不仅源于中国有意的形象操控,更与美国专家和精英自愿接受误导性叙事有关。在他们看来,部分美国精英因天真或自利,主动放大了对华误判,这些错误又通过媒体、学界不断扩散。金里奇和皮尔斯伯里更批评这些精英是“红队”或“熊猫拥抱者”,质疑其动机和公信力。纳瓦罗则直接点名所谓的“为中国辩护联盟”。这些批评指向的并非个人,而是“对华机遇”这一集体性形象。潘承熙指出,“中国机遇”与“中国威胁”长期构成美国认知中国的两大范式。Jespersen补充说,将中国视为机遇主要出于对其市场潜力的向往和“美国化”期待。
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对他国是威胁还是机遇的判断,是决定其被当作敌人还是盟友的关键变量。但本文并非关注个体认知过程,而是强调“威胁”与“机遇”如何作为集体形象被建构与传播。它们在美国国内表现为移民、种族和影响力等议题,在国际层面则交织着多元、对立甚至自相矛盾的叙事,二者之间存在众多灰色地带。Yuan和Fu指出,国家安全叙事虽存在竞争,但主流叙事会通过边缘化对立声音维持主导地位。在关键节点,主流叙事的权威可能因现实变化而动摇。多数学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主流认知是“机遇”形象,他们的目标就是推动其边缘化。作者们强调,“中国机遇”脱离现实,其背后的“接触政策”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失败。蓬佩奥等人称,“接触”假定中国将和平崛起、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并最终“美国化”,但事实却相反。通过“接触”,美国反而助推中国成长为威胁。
皮尔斯伯里认为,识别威胁是应对威胁的第一步。他们发起“教育运动”,目的是唤醒美国社会对中国意图的认知。金里奇主张,这场运动要持续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可中共是美国生存的重大威胁。没有集体威胁感知,就无法形成有效应对共识。Cohen指出,即便有客观证据,若未形成威胁感知,也无法动员防御资源。威胁的界定往往先于威胁的感知。
金里奇描绘的政策路径是:识别威胁、辩论达成共识、动员、执行并争取胜利。他以“长电报”为例,强调冷战初期正是这种政策清晰度推动了美国对苏战略。如今,类似的“决定性文本”尚未出现,于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主动撰写,将之类比为新的“长电报”。CPDC(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立也呼应冷战记忆。
CPDC呼吁美国发起类似冷战时期的紧急人才培养计划,应对中国带来的“现有和日益严峻的威胁”。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建议培养精通中国事务的新一代公务员。金里奇遗憾地指出,相比冷战时期对苏联问题的“苏联学”,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学术动员仍然不足。许多作者建议“重演”当年对苏联问题研究的“苏联学”,如今则是“汉学”。Cohen认为,苏联学的本质是“了解敌人”,为“自由世界”如何应对威胁提供支持。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应完全照搬冷战经验。皮尔斯伯里曾认为中国虽类似苏联,但冷战战略未必适用。然而到2023年,他与他人共同发布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
将“中国机遇”形象的弱化只是“教育美国”进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威胁”成为美国主流政策和媒体话语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观点通常强调中国的物质实力、行为表现、身份属性和政策意图,将这些作为中国被视为挑战者的主要依据。这些因素广泛见于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威胁认知中的常见变量。不过,文本中的表述不仅仅反映学理分析,更掺杂了个人判断和传播策略,其核心在于形象如何被构建、被接受和被认同。
事实上,任何关于“中国威胁”的舆论形象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客观现实。对于这些建构的形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于其如何被设计、传播、获得共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全球力量格局的显著变化往往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主要信号。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间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竞争,力量分布失衡本身即带来不安全感。权力转移理论则认为,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大国地位构成挑战。这些理论都高度重视物质实力在威胁认知中的作用。
在主流话语中,中美力量平衡的变化得到了广泛关注。许多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广泛拓展,有观点认为这推动了全球力量结构的转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及“数字丝绸之路”等国际合作倡议也常被置于这一结构性转变的讨论框架之下。一些声音担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可能对既有的国际经济与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物质实力的提升,不仅带来经济和科技竞争,还可能转化为地区安全格局的调整。部分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现代化军事建设等手段,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军事领域,有分析提出中国更加注重不对称战略,强调以技术创新和局部优势弥补传统劣势。总体而言,对中国能力、行为和国际目标的关注,为“中国威胁”形象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然而,单纯的物质实力并不足以让中国被普遍视为挑战者。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同样受到密切关注。主流观点聚焦于中国在国际规则、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表现,认为中国在某些议题上的做法与国际主流规范存在分歧,如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区域事务等方面的争议。这些行为被部分分析解读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
此外,有关中国在国际社会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成为讨论焦点。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都认为,国家身份和价值观的异同在威胁感知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某国被视为“外部者”或与主流秩序有显著差异,其政策行为就更易引发关注和警觉。部分观点将中国描绘为在体制、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强调中美之间存在治理模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中的表现体现出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等多维度的差异,常被主流话语描绘为全球性结构性竞争的一部分。一些美国学者将当前的中美关系描述为一场“战略竞争”甚至“制度性竞争”,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并影响着国际社会对合作、竞争与规则的理解。也有声音强调,这一竞争并不等同于冷战或全面对立,双方仍有大量合作空间和相互依赖的利益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观点对于“威胁”的根源和表现有不同解释。有的观点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文化因素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认为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及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话语权。还有分析聚焦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区域倡议,认为这些政策反映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适应和参与,而非简单的颠覆或挑战。
在国家意图问题上,现实主义学派往往关注新兴国家是否具备修正现状的动力。部分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对自身发展目标表达了合作和共赢愿景,但在某些领域展现出更多积极推进国际议程的倾向。也有研究指出,主导国对新兴国家意图的解读,往往受自身战略利益和历史经验影响,存在主观投射和预设立场。
因此,“中国威胁”形象的建构是多维度的。它不仅依赖于中国的客观能力和行为表现,更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身份、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解读密切相关。不同立场和研究方法会对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角色作出不同解读。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两国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全球舆论环境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重影响。
学界和政策圈越来越认识到,中美关系并非单纯的零和博弈,双方利益高度交织。即便存在结构性竞争和利益摩擦,通过对话、合作和规则协商,仍有可能实现“竞争性共存”。正如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威胁”认知并非一成不变,随全球格局、政策调整与社会认知动态变化而变化。
综上所述,“中国威胁”作为一种舆论和学术现象,融合了物质实力、行为模式、身份认同和国家意图等多重理论维度。相关形象的建构既反映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未来,如何在保持理性讨论的基础上增进互信与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
综合三组主要文本可见,作者们普遍将中国描述为崛起中的强国、规则的挑战者、具有独特体制和价值观的国家,以及对国际秩序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大国。这些论述融合了物质能力、行为模式、身份认同与政策意图等多重要素,构成了威胁形象建构的“蓝图”:物质能力用于衡量国家实力,行为展示具体“威胁”案例,身份代表体制与价值观差异,意图则指涉对国际秩序和美国安全利益的挑战。这样的表述与政治心理学中的“形象理论”高度契合,即敌对形象不仅依赖于力量结构、能力评估,更涉及对目标国文化、目标和领导层的认知。
所有文本都明确指出要“教育”美国公众和政策圈认识中国威胁。通过提升威胁感知,争取对相关政策的支持成为“教育”行动的核心。例如,金里奇2019年曾感慨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的觉醒尚处初期,但2020年已呈现明显转变。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主席Van Praagh认为,2020年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范式转变”,经济繁荣不再被认为能带来更多自由,相反,新的共识是中国本身构成全球风险。
这种认知转变不仅体现在舆论和媒体话语中,也反映在国会立法和民调趋势上。2019-2020年间,美国国会两党支持的涉华法案大幅增加,中国问题成为立法重点。皮尤中心2020年数据显示,约九成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七成以上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且有四分之一将中国直接视为美国的敌人。到2023年,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负面态度持续增长。
2020年,一系列重大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威胁”的舆论主导地位。最突出的是新冠疫情,绝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将疫情蔓延归因于中国初期的应对,认为中国负有主要责任。同时,美国在新疆、香港等议题上的制裁与“战狼外交”等话题也强化了相关印象。这些事件不仅加剧了威胁感知,还通过媒体和政界不断放大,使“中国威胁”成为政策与公众认知的参照框架。
本文认为,“中国威胁”形象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论它是被表述的还是被感知的。它显著收窄了政府未来政策调整的空间。有学者指出,当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冷战时期的经验,强化了威胁感知,并以此动员社会共识。202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延续了类似表述,将中国描述为规则挑战者、体制差异明显的大国,以及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竞争者。但与此同时,布林肯也主张中美可以和平共处,并提出“联盟+竞争”战略,试图避免陷入冷战式的全面对抗。
综上,虽然“中国威胁”形象存在不同版本,但在美国主流舆论、政策与公众认知中,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员力不断叠加并得以强化。它既是历史经验的延续,也是现实环境下动态演变的产物,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政策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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